非常感谢各位网友对我在网易人间发表的《无法触及》（点此阅读）一文的积极评论，作为一位强迫症患者，我无可救药的看完了网站上面2000多条评论，并对许多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感到抓狂：法国政府支付路易一天14个小时、每小时20欧元的长期护理费用，为什么一个护工一个月才拿1500欧元的工资，而不是280欧元一天？

首先，法国实行的是35小时工作制，也就是一天只能工作7个小时，超出一个小时都算是违法的，即便你愿意多工作、多赚钱，合同也不允许你这么做。这个政策对于有护理需求的人士所带来的挑战是，如果你一周需要50个小时的照顾，但是一个护工只能工作35个小时，你就需要另外聘请一个护工，照顾你15个小时，也就是找一个兼职护工。但是，在工资本身就低的情况下，没有人是愿意兼职做15个小时，也就是说你很难再招一个人。

握有更多人力资源的中介公司，比如说路易的公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可以重新分配资源，让护工给不同的客户工作。但是和所有中介公司一样，他们需要收提成，除此以外，法国的雇佣成本非常高，因为雇主需要为雇员买社保、交税。去掉公司的利润和缴纳的税费，20欧元里就只有10欧元剩下给护工付工资。

所以，一个护工的工资为10欧元x7小时x22天，约为1540欧元，扣除个人所得税，一个护工一个月其实只有约1200欧元的收入。在法国，如果失业，一个人每个月可以领1000欧元的失业救济金。所以很多人愿意一个月什么都不做领1000欧元，也不愿意全日制工作拿1200欧元。就像电影《无法触及》里演的一样。

我在原文中其实还有一个关于护工的故事，因为篇幅问题没有发上去。我就把它贴在这里。在此之前，我想引用一位朋友的评论

“独立生活离不开有尊严的长期照顾服务，即是离不开与护工的互动。护工们的迟到早退消极怠工大概也是跟农民磨洋工、流水线工人齐齐停下手脚一样是the weapon of the weak，而她们面对的强者不是服务使用者残障人士，而是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分配制度；而恰好，护工们又是相对残障人士而言的‘强者’。弱者之间互相倾轧似乎永无出路，不如团结起来，一起争取制度的改革，谋求有尊严的独立生活吧。”

2015年元旦，法国土伦。

我坐了一个晚上的船从科西嘉岛返回法国本土，在土伦港转火车折返巴黎。在岛上的最后一晚，房东玛丽带来了香槟给我送别，登船之前我又买了沙拉和三明治带到路上吃。冒着气泡的酒精和散发着膻味儿的羊起司沙拉开始折磨我的胃，加之海上的颠簸，我终于忍不住在船舱里吐了。服务生过来问只买了坐票的我要不要升客舱，这样晚上就有一张床可以躺下。虽然当时的我真想躺下来休息，但是为了省下几十欧元的升舱费，我还是决定坐一个晚上。

10个小时的海上航行里我睡得迷迷糊糊，一边拼命忍住不吐，一边又在脑海里计算如果我现在去换客舱的边际收益和成本是多少。计算到最后的结果依旧是我什么都不能改变。我只能蜷缩在椅子上，让自己尽快睡去，这样时间可以过得快一点。对于我这样一个有护理需求、出行需要陪同的人来说，旅行的花费是双倍的，不得不考虑经济的问题。不过幸运的是，我的身子骨还经得起折腾。

面对土伦这样一个无聊却又好脾气的城市，我决定屈服于疲惫不堪的身体，早早结束观光去火车站呆着，等待下午回巴黎的列车。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把我们引到头等座车厢将要停靠的位置，然后离开去接下一组有特殊需求的乘客。在法国乘坐火车，轮椅乘客只能被安排在头等座，因为二等座没有无障碍设施。所以，为了不让轮椅乘客因为无法购买相对便宜的二等座票而蒙受损失，法国的高铁公司给了轮椅乘客特殊折扣，让轮椅乘客及其陪同人员可以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买到头等座的票。

不一会儿，工作人员就领了三个拖着同款同色皮箱的人过来。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推着一个中了风的法国老人，旁边站着他神情严肃、满头白发的妻子，后面跟着一个五十多岁、皮肤略黑的亚洲女人。在土伦这个地方，除了站台上的我们母女俩，好像就很难再看到其他亚裔面孔。我们三个亚洲人的目光自然而然的撞在了一起，彼此间多了一份心照不宣的好感。

女人刚想过来跟我们打招呼就被那位严肃的法国老太太叫住了，好像是让她抬行李。于是她快速跟上去，麻利的把三个人的行李摆放在一起，又去帮老爷爷整理衣服。不一会儿，火车来了，工作人员推着辅助轮椅上火车的升降梯过来。他们示意我到前面去，让我先上车。

那个亚裔女人挪了两步过来，用法语和英语各问了一遍“你需要帮忙吗？”。法语不太好的我十分感激，于是用英语回答，“谢谢，不用了。”老太太脾气有点古怪，看我先上车似有不悦，于是去质问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耐心的解释道，因为是我先到的，就让我先上车。上车后工作人员帮我从轮椅上挪到靠近门的那张椅子上，然后就出去接老爷爷。

几分钟后，老爷爷被工作人员推了进来。老太太拿着车票用法语跟我说，我坐了他们的位置。这个车厢里有三个残障者的座位，其实可以随便坐，但是老太太执意要我换位置，我只好照办。亚裔女人见状又过来问我是否需要帮忙，这一次我确实需要帮忙。于是她和我妈妈一起把我从座位上挪到轮椅上，又移到对面的座椅上。

猩红色的火车开了，乘客们也纷纷收拾好，回到座位上。亚裔女人就坐在我的旁边，于是我又说了一声谢谢，跟她寒暄了起来。

“您是中国人吗？”

“哦，不是，我是菲律宾人。不过我已经在法国生活了三十多年了。”她把头扭过来，好像对我们也怀有同样的好奇心。

“嗯，我是中国人，才来法国不久，所以法语不太好……难怪您英语讲这么好，菲律宾是讲英语的吧！

“哈哈，算是吧，我们讲英语，也讲菲律宾语。你们来旅游吗？”

“对，我们来蔚蓝海岸和科西嘉岛旅游，但我们住在巴黎，冬天的巴黎实在是太冷了。您也是来旅游的吗？”

“嗯……不算吧，我和他们一起工作。”女人的眼睛移向了坐在我对面的老夫妇。于是我明白了，她应该就是路易所说的照料老年人和残障者的家政服务人员，也就是护工。

“哦，那你们都是住在巴黎的？”

“对，你住在巴黎哪里？”

“蒙帕纳斯，您呢？”

“我住在巴黎郊外。市内的房价实在是太高了。”

 “是啊，巴黎的房价高的离谱，如果不是因为我有住房津贴，我也不会住在市内……那您和家人都生活在一起吗？”

她似乎没有想到我会这么问，就犹豫了一下。“这……我有一个哥哥住在法国，不过我现在一个人生活。以前才来法国的时候跟他们经常在一起，但现在很少联系。”

在英语文化中，“家人”一般最先指代的是配偶和子女，然后才是父母和兄弟姐妹，而她却没有谈及丈夫和孩子。从她略显尴尬的神情中我猜测她应该是离过婚，受过一些打击。我不想继续挖她的伤疤，就跟她胡扯了一些自己的事情，告诉她我和我妈妈一起生活，其他的家人都在中国。虽然中国有计划生育政策，但因为我身体不好，我们家有两个孩子。我还有一个上中学的妹妹……

她微微笑着说：“我有一个女儿，和你差不多大。她现在人在美国，嫁人了……我已经好久没有见过她了。”谈起自己的女儿，她好像又骄傲又失落。她的脸掩映在车窗外匆匆向后移去、忽明忽暗的影子里，若有所思，难以捉摸。

在我们还没有察觉的时候，老太太已经走了过来，拍了拍女人的肩膀，又指了指对面昏昏欲睡的老爷爷，示意她不要讲话。女人急忙道歉，她转过头来，把食指贴在嘴唇上，告诉我不能讲话。然后她又无奈的耸了耸肩。对面的老爷爷忽然醒过来，哼了两声，口水流到了围巾上，然后继续昏睡过去。我想如果爷爷可以讲话，应该不会介意我们在这漫长的旅途中的交谈。

从土伦到巴黎有5个多小时的路程。剩下的5个小时里，除了下车的一句再见，我和这个女人没有再讲一句话。沉默的5个小时里，我望着窗外飞去的景色，头脑不停地转动着。我像一个侧写师一样，从只言片语中描绘着这个女人的生活：一个五十多岁的菲律宾移民，20出头不知道以何种身份来到了法国，没有学历，不会说法语，做过各种工作，经历过失败的婚姻，渐渐远离亲人朋友，看着唯一的女儿离开自己。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单身，独居在巴黎郊外的出租房内，做着一份一个月1500欧元的苦差事，还有一个吹毛求疵的雇主。

这样的女人很容易让人产生同情和宽容的情愫，我很难将她和路易所描述的护工形象联系在一起。甚至，在对她的工作能力、人品道德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我竟然产生了“以后有了钱会雇佣她为我工作”的想法。女人就是这样一种感情用事的动物。身为女性的我对同样为女性的她怀有了深切的同理心，同在异乡为异客的我明白她过的是一种处处需要看人脸色、寄人篱下的生活。她做的是社会的底层工作，是高傲的法国人看不起的工作，并不受人尊重。但是，她的工作对于所有有护理需求的人士而言又是必不可少的。

在法国约有27000家从事家政服务行业的中介公司，而在从事长期护理工作的人中大多数是女性。巴黎政治大学的社会政策教授娜塔莉·摩瑞尔表示，这些从事家政服务的女性通常四五十岁，一般是少数族裔（如非裔、阿拉伯裔、亚裔），很多人有过失败的婚姻经历，没有很高学历或技能，在就业市场里处于边缘位置。法国政府采取了减税等措施增加家政服务人员的收入，但是因为工资本身就低，工作流动性又大，这些措施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然而又正是因为工资低、保障少，整个行业的服务质量普遍偏低。

然而，和普通家政服务行业不同的是，长期护理是一个需要护理专业知识和极大的责任心的职业，也就是说市场对于这个行业的技能要求是高于其他家政服务行业的。但矛盾的是，市场为长期护理行业提供的薪酬并不比其他服务行业高。在35小时工作制的法国，看护一个残障人士每个月可以拿1500欧元，做超市的收银员或清洁工一个月也是1500欧元，但前者的工作复杂性、要承担的压力和责任要远远高于后者。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一个人可以先去护理残障人士，等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就一个电话打过来告诉雇主“不干了”。护工们无法从自己都依靠福利体系生活的残障人士那里获得更多的报酬，而政府为残障人士支付部分护理费用本身就是一种福利，护工们也不可能从政府那里获得绩效工资和津贴。他们只能偶尔从手头宽裕的雇主那里获得一点点奖金。没有绩效工资，没有可持续的激励机制，护工的服务质量差也被视为理所当然。

路易骂他的护工没有职业道德，他的护工们则领着只比最低工资标准高两三百欧元的薪水挣扎在生活底层。

反正，谁也不欠谁。

文章原题为：关于《无法触及》的数学问题：作者的回复和一段偶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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